這個廳，其實很小，最多容六百人吧。一個紮馬尾的女生抓起一張椅子，正要收拾。一個衣褲垮垮的男學生，探頭進來，又匆匆走過。秋天陽光從窗戶流入，照亮了地板，空氣裡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慵懶。

　沒有一塊牌子告訴我，這個閒散的廳，曾經發生過這樣意義重大的演講：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一個畢業了三十一年的老校友回母校，被年輕熱烈的港大學生用藤椅簇擁上了講台。他用英語回答一個問題：「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

　一八八三年，十七歲的廣東香山少年來到香港求學，除了其間在廣州一年，他在香港讀了八年的書，畢業時二十六歲，人格的成熟和思想格局的定型，都在這山城發生。香山少年和長他幾歲的康有為同樣被殖民地的「秩序整齊，建築閎美」所震撼，回想家鄉的落後和混亂，開始思索一個糾纏中國知識份子幾個世紀的問題：「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青年康有為目睹香港「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而發憤西學，從讀書和學問著手。香山少年的抉擇卻令人意外，他竟然選擇動手。學校放假，他回家去勸家鄉父老修橋造路，父老苦說沒錢，少年就自己勞動，挖土推石，準備修路。沒想到鄰村反對，引出了土地糾紛。

　少年固執不棄，緊接著直接找上縣長，請縣長協助他在假期中義務勞動；縣長答應，但假期開始，縣長也換了，縣長位子被別人用五萬元給「買」走了。

　「我無復希望，只得回香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

　他以為鄉村固然政治腐敗，上層結構卻未必。於是試諸省政府，發現省政府比鄉政府更腐敗；「最後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於廣州，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

　從不忍家鄉的落後而回鄉挑石鋪路，到不甘民族的落後而四海鼓吹革命，香山少年那關鍵的八年心路就在上環的老街山徑裡輾轉鋪陳；三十一年後，他回到他當年出發的地點，無比清晰地對下一代的少年交代了歷史深藏幽微之處。兩年之後，老了的香山少年去世。

　也是在這個大廳，蕭伯納對學生「諄諄」告誡：大學裡教你的東西，太多是會讓你「誤入歧途」的，在校時必須記住，不記住畢不了業，但是最好一畢業就忘個乾淨，重新開始。

　也是在這個大廳，胡適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接受了榮譽博士的學位。在胡適的推薦下，許地山來到這裡，很艱難地，試圖把人文的學風帶進港大。許地山去世之後，陳寅恪暫接他的工作，在公開講座裡談魏晉史，講「秦婦吟」。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在甲午戰爭時支持唐景崧和劉永福的抗日作戰，台灣割日以後絕望而北渡福建，帶著三歲大的許地山。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晚年不忍或不甘見日本的侵略，絕食而死。寅恪之妻是唐景崧的孫女。

　離開陸佑堂，往山上走。山徑從一株巨大的老樟開始，林木蔥蘢，野生九重葛在濃綠之中驚紅駭紫。這是二十年代朱光潛每天要走的山徑。多少年後，這山徑，朱光潛說，「最使我留戀。」再滑過二十年，女生張愛玲提著皮箱來到這裡，但是「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拉拉拍拍』像荷葉上的雨。」

　站在山腰望遠，秋晚天空清澄如洗，百年前想必是一樣顏色照人。歷史，像眼前山間小徑，深林裡千重迴旋，不知所之，不經意間卻又在某個轉彎的地方驀然交會，青草更青。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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