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白皮書

外交政策白皮書摘要

壹、 跨世紀台灣外交的新挑戰

　後冷戰時代的開展，使得習慣於冷戰思維的國際成員在突然拋卻兩極的僵化思考後，卻陷入重塑新世界秩序前的混亂局面。二十一世紀國際體系的本質，呈現「舊的國際秩序己經瓦解，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建構中」的混沌現象。新世紀的國際秩序發展主軸，也將由下列主要矛盾與挑戰所共同構成：

　一、 「全球化市場的興起」與「持續貧窮落後現象」的並存
　二、 「國際地球村概念」與「個別民族主義」的互斥
　三、 「大國合縱連橫」與「小國自求多福」的共生
　四、 「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與「不同文明價值」的衝突
　五、 「人民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日增」與「獨裁貪污腐敗」的抗衡
　六、 「國際對安全議題的共同關注」與「個別惡霸脫軌行為」的對峙
　七、 「科技工業的驚人進步」與「對溫室效應氣候變遷憂慮」的累積
　八、 「國際人權保障呼聲的高漲」與「威權統治鎮壓」的拉距

　面對這股矛盾對立的國際現實，「台灣的外交視野與角色」必須重新加以檢視和調整，方得以在多方勢力的競逐中，謀求平衡的「新中間路線」與更寬廣的外交空間。作為傳統定義中的「小國」，台灣註定必須面對重新尋求國際定位與調整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台灣能否超脫冷戰時期必須依附大國方能生存的被動情境，抑或能夠根據本身優勢，開拓獨立自主的外交空間，進而塑造更多、更可靠的國際合作空間，實為發展「台灣外交新思維」的重要基石。

貳、現行台灣外交政策的迷思

　當國際社會稱讚台灣在經濟發展及民主政治所獲致的成就時，為什麼台灣卻無法讓國際社會以對待一個國家的尊嚴來對待台灣？在外交所面臨的處境宛如國際社會的孤兒。究其原因，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錯誤外交決策必須負最大的責任。導致台灣外交陷入如此困境，主要是來自於下列的迷思：

　一、 台灣的外交政策的走向，往往以兩岸互動的結果為主要依據，導致台灣的外交實踐往往不自覺陷入制式反應中國欺台動作的零和僵局，或是淪為邦交國數目競賽之窠臼。

　二、 台灣外交政策的擬定，經常迷戀在被動回應國際現勢的舊式思考，而缺乏主動認知與判斷國際情勢變化的預警能力。

　三、 台灣外交政策之制定，過於著重短線操作，忽略長期經營的重要性。

　四、 台灣外交政策的實踐，往往過於重視傳統外交策略，過度強調形式外交，忽略非傳統式外交工作之重要性，也形成外交政策制定上的盲點。

　五、 台灣外交政策之實踐，無法超脫舊式官僚文化的束縛，致使資源過度浪費在送往迎來的「內交」工作。

參、跨世紀台灣外交政策之原則

一、 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的「台灣國際新角色」

　台灣雖然是小國，但並不意謂只能懷抱孤立主義和守成思維，或過度執著於主權之堅持，被動回應國際強權主宰的遊戲規則。相反地，台灣應該經由多重管道，積極開闢在國際主流建制之外的戰場。所謂「新國際主義」的原則，正是藉由廣泛參與國際活動，以永續經營，厚實長遠友誼為務實策略。
　在「新國際主義」的主導下，台灣得以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身份，加入擁護和平，倡導安全，持續繁榮，維護人權，生態保育，以及重視氣候變遷與人道援助等國際組織。在「新國際主義」的帶領下，台灣的新角色，將是一個崇尚國際主流價值，積極與國際交往，同時廣泛參與國際各層面事務的「國際秩序忠誠維護者」，絕非「麻煩的製造者」。

二、 以「主權獨立」為優先，「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 為共同核心的「正常化外交關係」
　台灣正處於一個國際潮流錯綜對立的核心，一方面在中國的強大威脅之下，台灣的獨立國格與安全利益不容絲毫讓步。另一方面，台灣又必須在艱困的環境中尋得兩全之道，以同時保障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唯有提出明確定義的「國家利益」，並求取中間的平衡，台灣才能制定符合現實，長久可行的外交政策。

　● 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

　台灣的主權獨立已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民進黨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逐漸形塑的「國民意識」基礎之上，並以「台灣利益優先」為指導原則。
　台灣既然符合國際法對國家的定義，自然也應該成為國際社會正常的一員，接受國際社會義務的規範，以及擁有主權國家所應享有權利。然而現實的發展卻是台灣國家主權人格的嚴重扭曲，台灣身為國際成員的正當權利被無理剝奪。如此的發展結果，不僅是對我國主權事實存在以及台灣人民的不公平與不正常對待，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大損失。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是政治的現實，更是國際社會之基本認知。

　● 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經濟安全」

　民主進步黨提出「新中間路線」的外交政策，正是充份結合後冷戰世界的主流價值，亦即強調以「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為主軸的新思維。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前夕，國家的競爭力已不在領土的大小或人口的多寡，而在於一個有效率和有活力的政府，如此才能應付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技各層面都快速變遷的國際社會。

三、以「多元外交」為「全面參與國際社會」之起點

　● 「台灣走出去」的真正意涵

　台灣的元首突破中國阻撓，到美國或是其他大國訪問，固然有其特定意義，但並不代表台灣「真正走出去」。台灣的正式邦交國多寡，更不等同於台灣外交成就的優劣，抑或台灣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台灣走出去」的真正意涵在於，超脫以往視政、經利益為主要考量的偏狹思想，以建立更長久，穩定的關係為主軸的外交新思維。例如，台灣應審設評估發展與一些「小而重要」國家雙邊關係的可能性，例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北歐等國。這些國家雖不可能與台灣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卻也比較不具大國的國際包袱，對人權和經貿議題也較能堅持自己的立場。

　● 「台灣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質作法

　在臚列外交施政偏好順序的同時，能夠注重拓展「非傳統性對外工作」。正式邦交的維持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運用台灣本身較豐富的資源，投入諸如國際救援，文化交流，民主與經貿發展經驗分享，共同資源開發，經貿合作政黨外交，城市外交和國際性民間性社團活動等非傳統性的外交工作，亦構成整體對外工作的一環。

　● 「台灣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目的

　「台灣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目的在於，展現台灣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誠意、減低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敵意、掃除與國際社會成員交往時的政治敏感度，進而朝向建立「全方位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台灣應揚棄「兼顧兩岸關係與外交工作並重」的曖昧論調，代之以「積極參與區域化組織」，將中國的因素放在一個更大的架構下（如亞太地區）來處理。

肆、 跨世紀台灣外交政策之策略

【民主外交】

　● 修正以經貿或政治利益為一尊的傳統援外政策，強調以「民主及人權」作為發展國際合作與對外援助的基本信念，擺脫「金錢外交」或「凱子外交」的污名。
　● 推動民間社會之間的跨國交流與相互學習，共同推動民主制度在各自社會的鞏固與生根，形成「由下而上」所構築起來的外交關係，擺脫過去一味強調政府部門而忽略民間部門的外交失衡。
　● 呼應國際社會所強調「民主和平」的立論，堅持站在民主陣營的一方，配合國際社會之共同努力，推動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發展與落實，並提供台灣所能貢獻的有形與無形資源。

【經貿外交】

　● 以提供低利息或無償貸款等經貿援助模式，協助友邦發展國內經濟基礎建設，或渡過經濟危機。目的在鞏固與拓展雙邊關係，以為奠定未來正式邦交關係之其礎。
　● 根據國內實質需要，進行政策性對外採購，同時在提供當地投資評估完善資料後，鼓勵國內廠商赴外投資。
　● 派遣農業、科技、經貿專家團，前往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協助發展各項技術，例如協助設立生產加工區等，以建立技術交流與雙邊互動之依賴度。

【睦鄰外交】

　● 經濟合作：協助亞太地區發展經濟，共同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尋求透過多邊經濟合作模式，整合各國資金、技術、人才、資源，創造需求與效益，進一步推動東亞經濟復甦，以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穩定區域經濟發展。
　● 安全對話：強調以追求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為我國外交的重要指針。支持區域間「綜合安全」的觀念，並希望透過交流與對話，來降低彼此衝突的可能，並積極推動「信心建立機制」在此區域的具體落實。對於區域內具有主權領土爭議的問題，依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處理。
　● 政治友好：強調和平共榮區域整合的原則，促進亞太和平政治架構的出現，積極發展與東協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並強化亞太區域關鍵性國家的關係，其中對美與對日的關係應居於首要地位。透過尋求與亞太各國上層領導人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的建立，增進彼此的瞭解與互信，藉此促進區域的合作與發展。
　● 社會交流：促進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內國家的各項社會交流與合作，加強國際間文化、科技、教育、旅遊與商務等各式往來，拉近彼此社會關係。

【全民外交】

　● 廢除僑委會，成立專責機構來整合全球台灣人社團和組織力量，效法猶太人動員遊說之模式，共同營造台灣的外交空間。
　● 積極推動城市外交、學術外交、國會外交、政黨外交、智庫外交、非政府組織外交、青年志工外交、企業外交等工作，使全民共同參與我國對外關係的推動。
　● 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共同國民意識的基礎之上，克服台灣內部統獨紛爭，透過朝野政黨之間以及政府民間之間的積極溝通與協調，尋求外交策略上的共識建立。
　● 國際秩序的新挑戰愈來愈多元，為因應各方挑戰，政府應活絡及鬆綁外交員之甄選與養成方式，從民間學術界、工商界及僑界廣泛徵召人才，參與外事系統之工作。

【人道外交】

　● 強化既有「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之功能，多方納入民間志工組織之力量，以支援國際社會所需之常態或緊急救授行動。
　● 推動志工與青年和平團，強調無私的人道援助工作。一方面有助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另方面可以建立更多更真誠的國際友誼。
　● 政府預算當中，每年編列固定預算，進行國際人道援助之工作。
　● 強調「人權國際化」之原則，聲援世界各地的人權受害者和人權工作者。

【環保外交】

　● 主動積動參與並遵守相關的國際環保公約與規範，追求內部的改造，成為推動環保生態永續發展的國際典範，使台灣繼「經濟奇蹟」以及「政治奇蹟」之後，再創一個綠色的「環保奇蹟」。
　● 積極推展跨國界的雙邊或多邊、政府或民間的國際環保合作計劃，藉以經驗交換與技術交流，並尋求與他國政府或民間建立「環保合作夥伴關係」，制度化雙方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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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白皮書前言

　二十世紀的國際外交演變史，是由兩次大戰、兩次集體和平安全體制的建立、主與集權的對峙、強權的合縱連橫以及冷戰的終結所共同構築而成。台灣的外交，特別是從冷戰時期開始，正是在如此劇烈變動的夾縫中求取生存的空間。

　後冷戰時代的開展，雖然標誌著極端對立意識型態的鬆動與對長遠世界和平的高度期待，卻也並不意味一個國際和平新秩序的成型。相反地，習慣於冷戰思維的國際成員在突然拋卻兩極的僵化思考後，卻陷入重塑新世界秩序前的混亂局面。所謂「全球化趨勢」與「國家主權論」的辯證，以及來自其他新興國際社群的獨特意識，正挑戰著傳統以政治和軍事作為國際關係主軸的現實主義思維。

　台灣，正站在國際秩序重整與建構的分水嶺上。

　民主進步黨認為，面對跨世紀的嚴峻挑戰，台灣不能被動依附國際局勢的走向而隨波逐流。民主進步黨主張，我們必須從改革現行台灣外交實踐的舊思維出發，重新定位台灣的國際新角色、理性定義台灣的國家利益、進而重塑台灣外交政策的新戰略。

　民主進步黨提出的「跨世紀台灣外交政策藍圖」，正是強調以全面參與國際事務的「新國際主義」為主軸，刻劃台灣作為「國際秩序忠誠維護者」的角色。在確保「獨立國家主權」為優先的目標之下，台灣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兼顧「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新中間路線」。

　民主進步黨思索台灣突破外交困境的具體作法是，審慎體察二十一世紀國際體系發展主軸中存在的多重矛盾與衝突，從中找出既能夠發揮台灣優勢， 又能擴大國際空間的創意策略。而具備彈性與前瞻性的「多元外交」正是民主進步黨為兩千兩百萬台灣人民提供的選擇。

　跨世紀的台灣新總統，必須具有上述對國際新挑戰的認知，才能真正關照台灣的的前途與台灣全體住民的福祉。作為一位能夠洞察時局、勇於負責，並且視台灣國家利益為最高己任的新總統，我們有信心贏得人民的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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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跨世紀台灣外交的新挑戰

　冷戰結束已近十年，全球的政經格局發生重大質與量的變化。在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幾個重要大國之間正進行既聯合又鬥爭、既交往又圍堵的遊戲；在經濟格局上，世界正邁向由幾個區域經濟板塊所逐漸聚合的地球村；在政治發展上，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已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價值。更重要的是，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蓬勃發展，對於國際關係的本質與發展方向帶來巨大的挑戰與衝擊。在邁向廿一世紀的前夕，國際關係的運作一方面仍保有傳統主權觀念與權力平衡的基本特質，但另一方面又展現跨國界以及超主權的新興現象。尤有甚者，在這些支撐國際體系運作的普遍力量之外，一股由「非政府組織」所構築而成的「國際公民社會」動力，也正緊密牽動國際政經網絡的脈搏。國際社會的這些運作特質，對於下一世紀台灣外交的開展，帶來了挑戰，也塑造了契機。

　從宏觀的角度加以檢視，二十一世紀國際體系的本質，將呈現「舊的國際秩序己經瓦解，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建構中」的混沌現象。新世紀的國際秩序發展主軸，也將由下列主要矛盾與挑戰所共同構成：

　一、 「全球化市場的興起」與「持續貧窮落後現象」的並存
　二、 「國際地球村概念」與「個別民族主義」的互斥
　三、 「大國合縱連橫」與「小國自求多福」的共生
　四、 「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與「不同文明價值」的衝突
　五、 「人民對民主改革的要求日增」與「獨裁貪污腐敗」的抗衡
　六、 「國際對安全議題的共同關注」與「個別惡霸脫軌行為」的對峙
　七、 「科技工業的驚人進步」與「對溫室效應氣候變遷憂慮」的累積
　八、 「國際人權保障呼聲的高漲」與「威權統治鎮壓」的拉距

　面對這股矛盾對立的國際現實，「台灣的外交視野與角色」必須重新加以檢視和調整，方得以在多方勢力的競逐中，謀求平衡的「新中間路線」與更寬廣的外交空間。作為傳統定義中的「小國」，台灣註定必須面對重新尋求國際定位與調整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台灣能否超脫冷戰時期必須依附大國方能生存的被動情境，抑或能夠根據本身優勢，開拓獨立自主的外交空間，進而塑造更多、更可靠的國際合作空間，實為發展「台灣外交新思維」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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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台灣外交政策的迷思

　台灣現為世界上第十四大貿易國，製造的產品遍及全世界，台灣的外匯存底將近一千億美元，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額的龐大，都成為這些國家最大的外來投資國之一。在創造經濟奇蹟之外，台灣這塊島嶼上也出現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政治民主化。然而當國際社會稱讚台灣在經濟發展及民主政治所獲致的成就時，為什麼台灣卻無法讓國際社會以對待一個國家的尊嚴來對待台灣？在外交所面臨的處境宛如國際社會的孤兒。

　究其原因，台灣在現今國際社會所遭遇的外交困境，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錯誤外交決策必須負最大的責任。在冷戰期間，中華民國在美國的支撐下，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及至一九六０年代末及一九七０年代初，美國為對抗蘇聯而拉攏北京，美國的「中國牌」使得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岌岌可危，而中國國民黨未能認清國際局勢的變化並掌握機先，保持在聯合國大會的席位，卻反而繼續堅持所謂「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終至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其後更因為「漢賊不兩立」的政策，而逐漸喪失邦交國的數目，一九七九年美國進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建交，也使得台灣在外交戰場上兵敗如山倒。

　在中共的無理打壓之下，台灣在國際間可謂寸步難行，但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不願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而自稱為一個中國之下的所謂「政治實體」，並且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家統一網領》，將中國統一做為台灣未來前途的唯一選擇。除了在國際上自我矮化為中國的一部分外，對內政治結構仍處處充斥國家定位不明的荒謬安排，嚴重影響台灣人民「國民意識」的凝聚。

　近來李總統所謂「兩岸之間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說法，雖及時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重要政治現實，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主權糾葛並沒有因此而得到進一步的釐清與化解。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一個中國是未來」的說法，仍在在顯露國民黨在抱守「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捉襟見肘的尷尬。

　「一個中國」的主權迷思與外交原則的錯誤指引，致使有能力願為台灣打拼的外交人員自縛手腳，也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共鳴與奧援，更無法凝聚海外台僑貢獻台灣的心力，這使得中華民國長年在外交上所投注的資源，猶如石沉大海激不起任何的漣漪，更讓台灣的外交一步步朝死胡同走去。結果是，台灣外交政策之執定往往基於短期利益考量，或是陷入邦交國數目之爭，再不就是招致「金錢外交」、「凱子外交」的譏評。

　是以，導致台灣外交陷入如此困境，主要是來自於下列的迷思：

　一、 台灣的外交政策的走向，往往以兩岸互動的結果為主要依據，導致台灣 的外交實踐往往不自覺陷入制式反應中國欺台動作的零和僵局，或是淪為邦交國數目競賽之窠臼。

　二、 台灣外交政策的擬定，經常迷戀在被動回應國際現勢的舊式思考，而缺乏主動認知與判斷國際情勢變化的預警能力。

　三、 台灣外交政策之制定，過於著重短線操作，忽略長期經營的重要性。

　四、 台灣外交政策的實踐，往往過於重視傳統外交策略，過度強調形式外交，忽略非傳統式外交工作之重要性，也形成外交政策制定上的盲點。

　五、 台灣外交政策之實踐，無法超脫舊式官僚文化的束縛，致使資源過度浪費在送往迎來的「內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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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跨世紀台灣外交政策之原則

　制定一套可以引領台灣承受新世紀嚴峻挑戰的外交政策，除了必須奠基於台灣自身的優勢考量之外，同時還應重新為台灣的「國際新角色定位」。台灣的優勢在於繁榮自足的經濟前景、穩定進步的政治民主、快速先進的科技潛能以及友善熱情的民間活力。即使是在國際空間屢遭中國打壓的現實之下，台灣的優勢仍足以支持台灣在國際間發聲的機會。一方面，台灣雖被許多國際組織不公平地排除在外，但身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台灣應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宣示，願意信守聯合國憲章以及各項國際公約的規範，履行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頁獻心力。

一、 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的「台灣國際新角色」

　台灣雖然是小國，但並不意謂只能懷抱孤立主義和守成思維，或過度執著於主權之堅持，被動回應國際強權主宰的遊戲規則。相反地，正由於台灣可以運用的外交籌碼不多，反而應該經由多重管道，積極開闢在國際主流建制之外的戰場。所謂「新國際主義」的原則，正是藉由廣泛參與國際活動，以永續經營，厚實長遠友誼為務實策略。

　在「新國際主義」的主導下，台灣得以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身份，加入擁護和平，倡導安全，持續繁榮，維護人權，生態保育，以及重視氣候變遷與人道援助等國際組織。在新國際主義的帶領下，台灣的新角色，將是一個崇尚國際主流價值，積極與國際交往，同時廣泛參與國際各層面事務的「國際秩序忠誠維護者」，絕非「麻煩的製造者」。

　確立以「新國際主義」為基礎的國家新角色隱涵的另一項優勢是，在目前台灣將兩岸政策的位階置於外交政策之上的被迫性考量結果下，容易形成整體外交政策方向的失衡和侷限。殊不知現今國際體系的最大特色之一即是國家疆界的日趨模糊化與國家主權概念的質變。國家之間的交往已非純然植基於正式官方關係之維繫與否。「非政府組織的堀起」以起「國際公民社會」的隱然成型，意味後冷戰時代國際外交的戰場已跨越純軍事，國防和政治等界線，涵蓋經濟，環保，人權和貿易等範疇。針對後者的投資或許短期內難收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在現階段台灣動輒遭受中國以主權為由打壓，國際間又無法給予足夠同情的劣勢之下，台灣外交政策的走向應考慮更精緻多元的轉型。

　「新國際主義」正是契合國際期待，同時也能兼顧台灣國際空間開展的有效外交戰略架構。有鑒於國際間非政府組織活動日趨熱絡，甚而其影響力已橫跨政治、經濟、人權、貿易、軍事、環保等範疇，台灣也應思考如何秉持國際社會忠誠伙伴原則，與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建立長久穩定之關係。換言之，在非涉及政治敏感度與主權爭議的其他國際活動方面，台灣更應以「善意的積極投入者」角色，取代被誤解的「麻煩製造者」形象。

二、 以「主權獨立」為優先，「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
為共同核心的「正常化外交關係」

　展望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國家利益包括「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以及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經濟安全」。後冷戰時代的趨勢之一，正是全球化潮流的盛行以及資訊通信革命對國際貿易和經濟帶來的衝擊。然而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卻也是「國際互賴」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的爭辯。全球化固然能夠縮短國家的距離，使國家的疆界模糊，增加國家競爭力與加速訊息的傳輸，但是全球化也帶來民族主義、種族歧異、區域主義盛行等「文明的衝突」。特別是當全球化概念所隱含的「國家界線模糊論」與「國家主權獨立」的堅持產生牴觸之際，如何在如此兩極之間尋求「新中間路線」，正是新世紀台灣領導人的重責大任。

　台灣正處於這樣一個國際潮流錯綜對立的核心，一方面在中國的強大威脅之下，台灣的獨立國格與安全利益不容絲毫讓步。另一方面，台灣又必須在艱困的環境中尋得兩全之道，以同時保障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如今正是領導人以理性態度，重新定義台灣「國家利益」的時機。唯有提出明確定義的「國家利益」，台灣才能制定符合現實，長久可行的外交政策。

　● 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

　台灣的主權獨立已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而保障與追求台灣二千二百萬人民的利益，更是任何執政者所無可旁貸的責任。民進黨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逐漸形塑的「國民意識」基礎之上，並以「台灣利益優先」為指導原則。
　國際法上對國家主權的界定是：一個獨立國家必須管轄一定的土地與人民，並且必須擁有一個能有效管理內政和因應對外關係的政府。就此而言，台灣當然是一個具有主權獨立人格的國家，也自應成為國際社會正常的一員，接受國際社會義務的規範，以及擁有主權國家所應享有權利。然而現實的發展卻是台灣國家主權人格的嚴重扭曲，台灣身為國際成員的正當權利被無理剝奪，以及台灣戮力貢獻國際社會卻不得其門。如此的發展結果，不僅是對我國主權事實存在以及台灣人民的不公平與不正常對待，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大損失。

　國家領土、主權和國民身份的確立，是現代主權國家對內建立法政秩序、對外發展外交關係的必要前提。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是政治的現實，更是國際社會之基本認知。根據將近三、四百年的歷史事實與近五十年的現實發展，我國領土是以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為範圍。因此，台灣的外交政策應基於尊重「兩岸政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都不曾在對方的統治領域內擁有主權，但也都在各自統治領域內擁有獨立主權」此一歷史事實，在「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基礎上，務實定位兩岸關係，並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台灣主權國家地位的正確釐清，是台灣發展正常對外關係的必要基礎。

● 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經濟安全」

　民主進步黨提出「新中間路線」的外交政策，正是充份結合後冷戰世界的主流價值，亦即強調以「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為主軸的新思維。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前夕，國家的競爭力已不在領土的大小或人口的多寡，而在於一個有效率和有活力的政府，如此才能應付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技各層面都快速變遷的國際社會。

　是以，唯有明確界定台灣的「國家利益」，尋求在「獨立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以及「經濟安全」之間的「新中間路線」，方得以在此一平衡基礎之上，對內凝聚共識與團結，對外尋求瞭解與支持，同時基於平等互惠獨立自主之原則，結合愛好和平、崇尚國際正義、具有自由民主信念、並尊重國民主權的國家，為人類的和平進步共同奮鬥。台灣應善盡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並依國際法原則與世界各國建立往來的法律秩序，以保障人民在國際上之權益，以如此真正務實的態度，為台灣尋求更寬廣的外交空間與國際舞台。

　因此，我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策略，即是在努力調整原本不正常的對外關係，希望國際社會能以對待所有主權國家的方式來正常對待台灣，同時台灣也願意尊重與善盡主權國家的正當義務與權利，在全球安全議題上扮演遵守者與維護者的積極角色。在全球經濟永續發展方面，更有義務發揮本身優勢，共同為國際金融和經濟的穩定繁榮努力。

三、以「多元外交」作為「全面參與國際社會」之戰略

　台灣必須走出去。台灣必須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台灣必須與中國改善關係。而「強化外交政策整體力量」則是實現這三大目標的基石。唯有釐清這些理念之間的混淆，台灣才能以「多元外交」作為新世紀外交政策的戰略。在國際現實與中國的打壓下，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外交政策要以「新的戰略架構」與「靈活的戰術」作為基礎。台灣的元首突破中國阻撓，到美國或是其他大國訪問，固然有其一定意義，但是並不代表台灣「真正走出去」。台灣的正式邦交國多寡，更不等同於台灣外交成就的優劣，抑或台灣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

　● 「台灣走出去」的真正意涵

　「台灣走出去」的真正意涵在於，超脫以往視政、經利益為主要考量的偏狹思想，以建立更長久，穩定的關係為主軸的外交新思維。例如，台灣在維持與強權關係的同時，也應審設評估發展與一些「小而重要」國家雙邊關係的可能性。這些國家多半幅員不大，也非國際上有力的國家，但卻在特定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例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北歐國家。這些國家雖不可能與台灣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卻也比較不具大國的國際包袱，對人權和經貿議題也較能堅持自己的立場。

　● 「台灣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質作法

　「台灣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質作法在於，在臚列外交施政偏好順序的同時，能夠注重拓展「非傳統性對外工作」。正式邦交的維持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運用台灣本身較豐富的資源，投入諸如國際救援，文化交流，民主與經貿發展經驗分享，共同資源開發，經貿合作政黨外交，城市外交　國際性民間性社團活動等非傳統性的外交工作，亦構成整體對外工作的一環。

　● 「台灣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目的

　「台灣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目的在於，展現台灣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誠意、減低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敵意、掃除與國際社會成員交往時的政治敏感度，進而朝向建立「全方位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由於中國極力防止台灣問題的國際化，使得有意無意之間，「中國因素」往往構成台灣外交政策制定的議題與流程，使得彼此的「零和關係」更為突顯。是以台灣應揚棄「兼顧兩岸關係與外交工作並重」的曖昧論調，代之以「積極參與區域化組織」，將中國的因素放在一個更大的架構下（如亞太地區）來處理。

　● 強化外交政策整體力量的主要考量

　強化外交政策整體力量的主要考量是，在詭譎多變、訊息高速流動的新世紀中，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若以國內事務主導，或過度執著於國家主權爭議，忽視對外關係經營之一致性，只會突顯外交政策執行之不連貫性，失卻掌握外交利益之契機。面對新的國際情勢，新的台灣領導人所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結合國內事務與對外政策的關連性，強化國民對外交事務的認知與興趣，以作為凝聚民意支持的基礎。為了達成此目的，新的領導人有義務透過國民意識的加強教育，提供公民對外交事務的正確資訊和討論空間，以塑造「民意」成為國家外交政策的主動參與者，而非被動告知者。制定外交政策，不可閉門造車黑箱作業，而應以民意為主要依歸，因此政府應主動經常與反對黨進行溝通、磋商，並以開明的態度為民眾說明我國的外交處境與努力方向，以建立跨黨派全民共同支持的外交政策，並成為面對中共外交威脅與打壓的最大後盾。

　● 全球多元格局的認識

　當今國際局勢的重要特點即是「多元的互賴格局」，議題之間彼此掛勾、國家之間相互影響，外交政策除了有傳統由上而下的制定模式，更有由下而上的推動因素，而跨越國界的交流，不論在質與量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面對此一國際發展趨勢，外交政策的對象與工具，不應只侷限於傳統的官方關係，而應朝更多元更多面向的角度來思考。同時，以「點」的突破來化解中共「面」的外交圍堵，以打游擊戰的方式，來尋求可能的邦交國或盟友，是台灣與中國進行外交攻防時的的有效策略。

　● 靈活多元戰略的運用

　基於上述認識，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除了積極尋求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間政府組織，以尋求國際承認外，國際間無數的非政府組織亦是台灣應主動爭取加入及參與的對象。積極推動加入國際間政府組織的目標，在對抗中國企圖把兩岸問題轉化為中國內政問題的陰謀，而國際間非政府組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更是台灣在提升國際地位與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場域。面對如此眾多的國際間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中共想要全面圍堵一網打盡顯然有其客觀上的不能，因此我方應積極研究各國際組織的功能、章程、入會資格等仔細研擬參與之道，並結合民間非政府組織團體之力量，以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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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跨世紀台灣外交政策之策略

　面對新世紀的嚴峻挑戰與矛盾對立，省思過去對外工作的迷思，台灣的跨世紀外交政策應植基於主動性與全面性參與國際社會的「新國際主義」之上。依循上述原則與認知，台灣的策略是推動民主外交、睦鄰外交、全民外交、人道外交與環保外交，以這些外交作為開拓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民主外交】

　蘇聯解體東歐變天，標誌著四十餘年東西冷戰對抗的結束，以及一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流意識型態的新時代開始。而台灣在近年來的民主發展，更與此一世界潮流與脈動深刻結合，為台灣開拓國際活動空間，創造不少的籌碼與契機。基於此一重要的世局發展，我國應積極推動以民主為主軸與信念的外交方向，一方面突顯台灣為國際民主社群中的正當成員，另方面則對照出中共的威權性格與偏離行徑。我們認為，只有基於共同的價值與信念所建立起來的關係，才能獲致真正的穩固與長遠，僅僅基於利益所結合的外交關係，只是權宜之下的短暫結果，禁不起嚴酷現實的考驗。因此，我們主張

　● 修正以經貿或政治利益為一尊的傳統援外政策，強調以「民主及人權」作為發展國際合作與對外援助的基本信念，擺脫「金錢外交」或「凱子外交」的污名。
　● 推動民間社會之間的跨國交流與相互學習，共同推動民主制度在各自社會的鞏固與生根，形成「由下而上」所構築起來的外交關係，擺脫過去一味強調政府部門而忽略民間部門的外交失衡。
　● 呼應國際社會所強調「民主和平」的立論，堅持站在民主陣營的一方，配合國際社會之共同努力，推動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發展與落實，並提供台灣所能貢獻的有形與無形資源。台灣應加強與美國及其它愛好自由、民主及推行巿場經濟的國家的友好關係，並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與其它民主發展中國家強化關係。
　●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國內政治的穩健發展是外交力量與籌碼的來源，政黨輪替執政的實現，不僅代表國內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實，讓台灣的民主鞏固更進一步，更將為我國創造更多的外交空間。因此，積極推動國內的民主改革以讓政黨輪替早日實踐是民主外交的重要基石。

【經貿外交】

　經貿資源是台灣擴大與國際交往，又可避色政治性爭議的最大籌碼。在現有台灣加入的國際性經貿組織中，台灣已獲得與世界主要國家進行雙邊與多邊諮商的機會。除了鞏固既有關係之外，台灣更應主動針對各區域間的金融、投資與貿易合作，提供本身的貢獻。我們主張

　● 以提供低利息或無償貸款等經貿援助模式，協助友邦發展國內經濟基礎建設，或渡過經濟危機。目的在鞏固與拓展雙邊關係，以為奠定未來正式邦交關係之其礎。
　● 根據國內實質需要，進行政策性對外採購，同時在提供當地投資評估完善資料後，鼓勵國內廠商赴外投資。
　● 派遣農業、科技、經貿專家團，前往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協助發展各項技術，例如協助設立生產加工區等，以建立技術交流與雙邊互動之依賴度。
　● 協助友邦國家培訓各種經貿人才，提供台灣發展經驗，以塑造友邦支持台灣的空間。

【睦鄰外交】

　台灣與亞太地區眾多國家有著密切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在東盟國家的投資更是名列前茅，而台灣的安全更與此區的和平與穩定息息相關。然而在外交關係上，台灣卻成了「亞洲的孤兒」。如此的局勢演變，不僅不符合台灣的利益，更為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台灣身為亞太區域的一份子，亞太區域的繁榮與穩定是我們所關心的，台灣應妥善運用手中的政經資源，由點到面拓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外交關係，並塑造一個有利我國發展的亞太格局。我們主張

　● 經濟合作：民主進步黨主張台灣應協助亞太地區發展經濟，共同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尋求透過多邊經濟合作模式，整合各國資金、技術、人才、資源，創造需求與效益，進一步推動東亞經濟復甦，以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穩定區域經濟發展。並促請東南亞國家通過「投資保障協議」及「避免雙重課稅協議」，促進彼此經貿投資關係之交流。
　● 安全對話：強調以追求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為我國外交的重要指針。支持區域間「綜合安全」的觀念，並希望透過交流與對話，來降低彼此衝突的可能，並積極推動「信心建立機制」在此區域的具體落實。對於區域內具有主權領土爭議的問題，依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處理。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並反對任何政府或強權以忽視當地住民意願之方式解決爭端。
　● 政治友好：強調和平共榮區域整合的原則，促進亞太和平政治架構的出現，積極發展與東協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並強化亞太區域關鍵性國家的關係，其中對美與對日的關係應居於首要地位。依據一九七０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所列舉七項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努力尋求與區域國家的友好關係。爭取與亞太國家建立政治外交關係，促使亞太各國及南太平洋與我無邦交國家開放高層官員與我進行交流，舉行相關的會議或進行訪問。透過尋求與亞太各國上層領導人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的建立，增進彼此的瞭解與互信，藉此促進區域的合作與發展。
　● 社會交流：促進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內國家的各項社會交流與合作，加強國際間文化、科技、教育、旅遊與商務等各式往來，拉近彼此社會關係，為上層政治關係的鞏固，奠定深厚與長遠的基礎。

【全民外交】

　台灣民間社會活力無窮人才無限，是政府在推動對外交往時應充分運用的資源，而藉由全民的參與外交更可以凝聚共識，增進人民對國家外交處境的理解與支持。基於此，活力政府的重要外交策略即是要以政府的有限資源結合民間的無限資源，發揮多層次、多面向、多元化的外交力量。我們主張

　● 廢除僑委會，成立專責機構來整合全球台灣人社團和組織力量，效法猶太人動員遊說之模式，共同營造台灣的外交空間。
　● 積極推動城市外交、學術外交、國會外交、政黨外交、智庫外交、非政府組織外交、青年志工外交、企業外交等工作，使全民共同參與我國對外關係的推動。
　● 支持並協助民間團體加入國際生態保育、衛生醫療、教育文化等非政府組織。
　● 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共同國民意識的基礎之上，克服台灣內部統獨紛爭，透過朝野政黨之間以及政府民間之間的積極溝通與協調，尋求外交策略上的共識建立，以全力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
　● 國際秩序的新挑戰愈來愈多元，為因應各方挑戰，政府應活絡及鬆綁外交員之甄選與養成方式，從民間學術界、工商界及僑界廣泛徵召人才，參與外事系統之工作。
　● 成立外交預校及外交學院，以公費及長期規劃之方式，積極培育外交種子人才。規劃外交役之實施，以吸收外語及外交專業人才從事短期之外交服務工作，並藉此培養對外交工作之興趣並進行必要之養成教育。

【人道外交】

　外交工作的本質來自於對人性的關懷以及對人民福祉的重視，凡事以政治為依歸以權謀為標竿，而處處違反人道與人權的外交政策，終將無法贏取人民的衷心支持，也註定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在後冷戰的世界當中，文明國家對於人命與人權價值的尊重，使得人權超越主權、人道超越政治成為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內涵。從柯索夫事件、土耳其地震、及台灣集集大地震所引發的跨國界關懷與合作，都可以讓我們強烈感受到跨越國界、跨越族群的國際人道援助。基於此一體認，台灣的外交政策必須注入人道與人權的內容，以積極具體的行動關注國際社會，協助地球上任何需要幫助的國家。因此，我們主張

　● 強化既有「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之功能，多方納入民間志工組織之力量，以支援國際社會所需之常態或緊急救授行動。
　● 推動志工與青年和平團，強調無私的人道援助工作。一方面有助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另方面可以建立更多更真誠的國際友誼。
。
　● 結合民間的力量，發揮相加相乘的效果，並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所推動之人道援助工作。
　● 強調「人權國際化」之原則，聲援世界各地的人權受害者和人權工作者。
　● 反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或以暴力濫殺無辜平民；並呼籲重建合乎公義的國際政治秩序。
　● 反對種族歧視，確認尊重人權是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標誌，支持各國政治民主化與開放巿場經濟發展模式。

【環保外交】

　環境生態的維護牽繫著全體人類的永續發展，外交工作的推動不應僅有短視的目標，更應該具備宏觀與長遠的視野。追求環境生態與全體人類的永續發展，不應只是個別國家的工作，更應透過密切的國際合作來加以達成。台灣在日趨緊密的地球村當中，自不能置身度外也無理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們主張

　● 政府應主動積動參與並遵守相關的國際環保公約與規範，台灣更應追求內部的改造，成為推動環保生態永續發展的國際典範，使台灣繼「經濟奇蹟」以及「政治奇蹟」之後，再創一個綠色的「環保奇蹟」。
　● 積極推展跨國界的雙邊或多邊、政府或民間的國際環保合作計劃，藉以經驗交換與技術交流，並尋求與他國政府或民間建立「環保合作夥伴關係」，制度化雙方之合作關係。
　● 落實國內之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之教育工作，以充實環保生態外交推動之內涵，並建立台灣為一真正的美麗島。
　● 積極推動姐妹動物園、姐妹國家公園、姐妹植物園等相關交流與合作活動，藉以拉近雙方社會與人民之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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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要區域和雙邊關係之加強

【台灣爭取加入國際組織之策略】

　台灣加入聯合國，是民主進步黨一貫堅持的立場，不容其他黨派人士「以實際實現的高困難度」為藉口，刻意漠視或是敷衍了事。「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外交長期奮鬥的重要目標，必須從廣結善緣，建立與國際社會成員多邊友好關係著手，絕不能以台灣實際擁有邦交國數量來作衡量。

　在美國與中國達成有關「世界貿易組織」入會雙邊談判後，台北與北京可望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台灣來說，這將是台灣所能參加最大的國際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雖然是一個由經濟體所組成的國際建制，但由於其會員幾乎包括聯合國主要會員國，日後將成為台灣外交的最主要戰場。

　台灣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例子，證明只要有心，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台灣仍可憑藉自身經貿優勢，立足國際舞台。台灣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過程也是如此。因此，對於日後台灣爭取加入更多國際組織的策略，我們主張

　● 利用在已參加和既將參加的國際經貿組織中，加強與會員國雙邊友好情誼，進而建立與會員夥伴在其他領域內的雙邊關係。
　● 爭取參加國際組織不以政治性為主要考量，即使與中國同為會員，也專注於經貿議題之商談，避免不必要的泛政治化動作。
　● 爭取在醫療、人道、環保、限武、教育、科技，婦女等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機會，以擴大台灣善盡國際成員義務的機會。
　● 在上述的基礎上，謀求堅固的國際支持，作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有利籌碼。

【台灣的對美外交策略】

　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柯江兩度會談之後，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於柯林頓總統口頭宣示對台「三不」政策後出現向北京傾斜現象，進而傳出華府有意促成兩岸簽定「中程協議」的呼聲。李總統於七月九日宣佈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更引發美國高度關注與兩岸關係的緊張。民主進步黨過去幾年來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向美國政界，學界表達「即使執政，不會也不必宣佈獨立」的立場，因為台灣在事實上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對於日後台灣對美國外交工作，我們主張

　● 加強政策與立場的說明與解釋，以化解美方對台灣片面行事的疑慮和誤解。
　● 加強全面了解美國整體外交政策立場，而非僅著重在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 建立美國與台灣高層定期會面的管道，甚至設立緊急熱線的可能性。
　● 加強對美國行政部門的溝通，以確保台灣的利益不遭受損失，同時明確表達美國應對台灣維持適當足夠安全承諾的立場。
　● 加強對美國國會的遊說，以增加對台灣利益的保障。
　● 強化與美國民間和商界的連繫，多方擴展台美關係的層面。
　● 透過學術與商業交流等「第二管道」與美方交換意見。
　● 利用美國傳媒的廣大影響力，宣傳台灣的明確立場與政策，以增加美國民眾對台灣的認識。

【台灣的東北亞外交策略】

　東北亞情勢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底北韓發射大浦東飛彈飛越日本領土上空後，進入高度不穩定狀態。北韓政府與國際限武建制在武器管制運動上的對立更使韓鮮半島成為不定時炸彈，致使美國與日本努力在東亞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以及強化「美日安全同盟」，甚至引發是否將台灣包含在內的爭議。韓鮮半島的穩定，攸關台灣安全的重大利益，台灣尤須透過各種努力，表達對該區域情勢的關注。

　南韓政府基於和解考量，對北韓施行的「陽光政策」迄今尚未見具體成效。俄羅斯經濟的衰弱與政情的不穩也構成另一項國際關注。面對如此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東北亞情勢，我們主張

　● 對日關係方面

　◎加強政黨之交流，運用城市外交突破目前無邦交之瓶頸
　◎加強與日本官僚組織之接觸，短期內掌握日本對台政策，長期而言間接影響日本對台工作。
長期培養通曉日本政經情勢的學者與研究智庫，透過學術交流與論壇對話等「第二管道」與日本專家交換意見，彰顯台灣對日本之重要性。
　加強與日本新一代政治人物接觸的機會，以促進雙方共識。
長期目標在於營造台日兩國對東亞安全的共同利益，同時建立以美國，日本和台灣三角關係的安全網絡。

　● 對朝鮮半島關係方面

　加強與南韓政黨與政府，國會之交流。
針對台韓復航議題，以理性誠意和互惠的原則與南韓政府進行談判。
　透過人道、經貿、農技等援助，協助北韓走出威權政治，逐步接納國際體制之規範。

　● 對俄羅斯關係方面

　以長期眼光，評估增加台灣到俄羅斯投資的機會。
　適當協助俄羅斯經濟重振。
　加強台俄學術交流，培養俄羅斯研究人才與機構。
　加強台、俄科技交流。

【台灣的東南亞外交策略】

　甫經亞洲金融風暴摧殘的東南國家曾經台商投資的大本營。而今多數東南亞國家正逐步從經濟陰霾中復甦，正是台灣重新評估南向政策的有利時機。東南亞經貿市場不僅提供台灣在中國市場以外另一投資據點，有制衡中國之效果，同時更是台灣擴展政治關係的最佳區域。

　此外，有關南中國海主權之爭議，台灣應秉持共同開發，利益均霑之原則，與相關國家進行溝通。台灣並應明確強調，若台灣被排除在有關南中國海爭端解決之外，將無助於問題之克服。因此，我們主張

　● 南向政策必須以點線面同時進行，並且規劃整體性與階段性目標，如此甚至可作為前進中東和印度的前哨站。
　● 雖然台灣無法參加東南亞國協，但是仍可透過在亞太經合會與東南亞國家互動的機會，尋求雙邊合作的空間。
　● 台灣儘管不是東南亞區域安全論壇的成員，但仍可經由「第二管道」探索各國的立場，同時表達對該區域安全議題之關注。
　● 統籌設立東南亞研究中心，多方培養東南亞政治和經貿人才。
　● 透過政黨外交之串聯與結盟，彌補正式外交關係之不足。

【台灣的歐洲外交政策】

　歐元於一九九九年元月一日正式運作，自此開啟歐元區的歷史性時代，也形成對美元強勢貨幣的衝擊和嚴歷挑戰。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運作順利，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肯定將產生重大影響。加上現今加入歐元區的十一個國家中有九國的執政黨是由左派或中間偏左政黨打著「第三路線」的旗幟組成，此一新興的社會民主主義浪潮將對歐洲帶來何等結果，益發值得注意。台灣傳統的外交路線向來是以美日等國為主，惟近年來歐洲的變化，包括前述歐洲貨幣整合以及政黨轉型等，仍值得台灣外交參考。此外，相對於其他區域，歐洲國家普遍更重視人權、環保和人道救助等價值議題，較不會將「中國因素」列入考量，這也是台灣得以施力的有利據點。對於中國我們主張

　● 透過學術，文化交流與宣傳，加強歐洲國家對台灣的認識。
　● 本著分散市場的考量，審慎整體評估赴歐洲投資之機會。
　● 評估與歐洲國家建立經貿策略聯盟之可能性。
　● 強化與歐洲不同屬性政黨之接觸，擴大政黨交流與結盟的對象。
　● 加化歐洲語言與專門人才之培育。
　● 評估歐盟與歐元區未來發展之前景，作為加強互動之參考。

【台灣的援外政策】

　台灣的經貿實力足以提供一定比例的預算從事海外援助。九二一台灣集集大地震後，台灣也親身感受到國外援助的可貴。援外政策可以在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困難中，提供一項利人利己的選擇。對台灣國際關係的經營和擴展，具有積極正面的功能。

　● 儘速通過援外綜合法案。
　● 事先評估受援國之需要，以及以何種方式的援助才能發揮最大效益。
　● 雙邊與多邊管道同時進行，必要時透過國際組織進行。一方面學習國際組織的專業，另一方面也加強台灣與國際組織的關係。
　● 輔導並協助全民參與和擴大內需。鼓舞民間企業和慈善團體參與海外援助，讓援助不僅是對受援國有利，對台灣的廠商也有優先採購權，為台灣民間創造商機。

【其他區域關係之加強】

　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區域，秉持經濟互惠、文化交流、技術合作與人道協助等原則，加強台灣在這些區域中的雙邊與多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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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缺乏對新世紀國際局勢的完整認知，將再度將台灣帶向二十世紀外交困境的舊途。

　新世紀的台灣領導人，必須以勇於改革的魄力，掃除既有台灣外交文化的保守與短視傳統，重塑新的外交戰略。

　新世紀的台灣領導人，必須建構一個更具活力與前瞻性的政府，才能在廣泛的基礎上，針對全球事務進行務實而長期的運作。

　我們不滿意現行政府視「邦交國數目競賽」或是「元首外交」為突破台灣外交空間的主要策略。我們認為，導致台灣外交政策退步的主要癥結，在於領導者和決策者的「偏狹理念」。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須以長治久安為考量，即使是為因應實際變化而有短期設計，也同樣必須有長遠效果的評估。

　民主進步黨為台灣人民提供的選擇是，新世紀的領導者有義務以公平、負責的態度向人民解釋外交政策轉型的重要性。繼而提出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兼顧「主權獨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為前提的「新中間路線」。而善用民主外交、經貿外交、全民外交、人道外交、環保外交等策略，則是實踐「多元外交」之具體方針。

　民主進步黨認為，存在於國際體系中的諸多衝突與矛盾，雖然構成新世紀國際社會發展的挑戰，但只要耐心和努力，它們也是台灣尋求更寬廣國際空間的契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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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阿扁總統競選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