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百年前，台灣剛開始現代教育，日本人在台北士林設立的第一所學校，第一屆只有二十一個學生，課程包括養豬種菜，借用寺廟上課。 台灣教育走過一世紀，一百年間，國民教育在台灣特殊的政經文化衝擊和歷史脈動中發展，波瀾壯闊，也夾雜從不間斷的歡笑聲和辛酸淚。 ■日台共學：女童解開纏腳上學去，台籍生學日語。
一八九六年，據台的日本政府在台北士林芝山巖創立學堂，開啟台灣新式教育。一九一○ 年代，基隆的女童鄭李足，和許多女生一樣，解開纏腳去上學，之後並遠赴台北讀女子中學。這位為了讀書不辭奔波的小腳女學生，後來當上國民大會代表，成了台灣女性參政的先驅。 早期的「公學校」，招收八歲以上學生，台人仍多觀望，為了多招學生，學校只好放寬入學年齡，還為地方需要開「實業」科目，課程包括種菜、養豬和臨海漁撈養殖。 一九二九年，台北女童鄭麗玉入學全收女生的蓬萊公學校。家境並不富裕的鄭麗玉，為了幫忙照顧出生不久的弟弟，開學後兩個月才去報到，一句日語也不會聽。老師竟點名叫她起來唱日語童謠「我的娃娃」，她羞紅了臉。全班不懂日語的同學，都在一年內學會了日語。
鄭麗玉發憤圖強考上第三高女，後來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那時她的實力應該可以考上日籍生為主的第一高女（今北一女），但老師分析說，第一高女全年級只有三、四個台籍生，台生多沒有朋友，經常哭著回家。 中日戰爭爆發，台灣地區學校也感受戰爭氣息。台灣第一位女縣長余陳月瑛，當時正在高雄讀第三公學校，天皇生日和各種節慶，學校安排學生列隊到壽山的神社，朗聲高喊，祈祝前線皇軍戰事勝利。這些學生對此儀式懵懵懂懂，只感覺能出來遠足還不錯。 一九四一年，日人重修教育令，將小學校和公學校合併改稱為「國民學校」。一九四三年，台灣的日籍學童就學率高達九十九•六％，台籍學童就學率也達七十一•三％。但是，台籍學生中，女生不及男生的半數。 ■國語教學：政府遷台，本省、外省學生大融合。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歸還中國。有一天，新竹的小學生李遠哲，突然發現全校只剩下四個同學，因為所有日籍學生都回日本了。 李遠哲入小學的前兩年，幾乎都在山上躲盟軍空襲。從小講日文，戰後轉學入台灣人的公學校，他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是日本人。全校只有他和堂哥兩個人不會講台語，被同學罵是日本人，結果接連和譏笑欺侮他的同學打了三個月的架。 台灣光復前一年出生的呂秀蓮，一九五一入桃園國小時，台灣政局動盪，國民政府的教育稍上軌道。大量隨著政府來台的「外省」人，融入台灣學校。 當時全班大部分同學是在地人，也有外省家庭子女，「番薯、芋仔」學生雖多能玩在一起，但生活和文化仍有不少差異。外省學生都穿襪穿鞋，女孩子梳著整齊的辮子，大多數本省學生則打赤腳，剪短髮，砂眼盛行，全班女生都長頭蝨。
後來成為第一個女性副總統的呂秀蓮，小學功課好被選為小老師，還要檢查衛生。那時拿聯合國運來的DDT殺蟲劑噴在女生頭上，女同學彼此抓頭蝨，然後她一個個檢查滅蝨成果。 一九六○年代，每個家庭平均有五名子女，平均家庭支出每一百元中，大約只有一•五元可用於教育。出身台南貧戶的陳水扁，家中常舉債，佃農父親決定，再怎麼窮，也要讓孩子讀書。一九六二年，陳水扁第一名畢業於隆田國小，靠著考試年年第一，一路當上了總統。 那時的小學生到了高年級，全力準備考初中。「惡補」名詞如夢魘，緊緊跟著小學生揮之不去。陳水扁發現，有些同學因為繳不起每個月二十元的補習費，而從「升學班」轉到「放牛班」。 ■九年國教：揮別惡補夢魘，盼能破除升學主義。
一九六八年，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一年之間，多出約五百所國中和二十三萬多名中學生。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由原本的約六十％，三年後提高到八十％。 雲林四湖鄉下的吳清山，剛好趕上國中第一屆。小學前五年都是赤腳上學的他，聽到消息很高興，不必再擔心沒錢通車去麻豆讀初中而輟學。 開學了，學校來不及蓋好，吳清山和同學的第一年是借四湖國小上課，開學典禮則是借四湖戲院當禮堂。第一屆國中生全部穿白上衣藍短褲，理著三分平頭，聽著戲院擴音器放出來的蔣總統開學訓詞。目前已是台北市立師院校長、台灣最年輕的國立大學校長的吳清山，還記得那時蔣總統說：九年國教要破除孤立主義、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
九年國教實施後升學主義並未消失，只是延後。吳清山的學校，在第一次月考後，根據成績優劣分成好班和壞班。那時許多老師是農專、工專、商專或軍人轉職，教師素質水準參差。到了國三，工藝、音樂等課就被挪來上高中聯考要考的科目。 一九七五年，高雄市議員發現，苓雅國中許多二年級班上學生竟然全部近視眼，其他學校的「四眼田雞」也高達八十％以上，輿論譁然。學童為了讀書，失去健康快樂和生活能力，各界越來越憂心。 學校管教問題引發的反彈也越來越多。一九八一年，台北市東門國小五年三班的八名學生，跑到教育部門口，說要告老師的狀。他們班老師長期收費補習，還在補習時洩題，體罰學生將男生打到流鼻血。這是第一次小學生的集體自力救濟。 ■森林小學：體制外實驗教育，萬人示威要求鬆綁。
一九八六年，教育部解除髮禁，中學生從此告別三分平頭和「西瓜皮」。一九九一年，國立教育資料館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對國民教育最不滿意的前三項是：生活教育和道德教育不佳；性教育不足；惡性補習未被嚴禁。同一年，第一所體制外的國民教育實驗學校「森林小學」在台北縣開學。台灣教育在該不該「鬆綁」之間擺盪。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上萬民眾不分老少走上台北街頭，向總統府示威請願，高喊「救救下一代」。師範教育出身，當過國中老師的作家小野，在遊行隊伍中批判指出，台灣的教育三十年都沒改，學校教育最大的失敗，是提供孩子被挫折的場所，自己的孩子自己救。「四一○教改聯盟」這一走，走出了舉國教改五年熱潮。回應「實施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落實教育現代化」的期望，行政院成立教改會，一九九六年，提出了改革建議書。 世紀末台灣的教改，搭上全世界各國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潮流。「讓每一個學生快樂上學」以及「培養面對未來世紀有競爭能力的學生」，兩種目標何者優先論戰仍未有定論，國民中小學的課程已做了半世紀以來最大的調整；施行三、四十年的聯考，即將在公元兩千零一年全面取消；朝野也漸有共識，積極規劃延長國民教育為十二年。 ■聯考廢除：國中生投書告狀，教育政策大幅逆轉。
一九九九年五月，永和國中二年級女學生陳怡璇投書中國時報，指出教育改革，他們的壓力未減反增，國中生比聯考時代更為痛苦。陳怡璇寫出：給我們一點呼吸的空間，讓我們有「課餘」的時間，去看看課外書，去學學新的事物、去發展自己的潛能……。新任教育部長曾志朗看到學生的吶喊，隨即重新檢討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國中在校學科成績不再採計，全國約三十萬名國中生，都將以「學力基本測驗」成績作為入學的主要依據。 一個國中女生的投書，引發媒體和網路熱烈迴響和討論，教育政策因此翻轉。這種新時代的新現象，是七十年前的鄭麗玉、四十年前的呂秀蓮，甚至二十年前東門國小那群勇敢告狀的學生，所無法想像的。 走過百年，邁向未來，台灣正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下一個世紀的教育，也充滿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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