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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高行健改造中國「文學語境」

　李瑞／台北－美國採訪報導

　文學需不需要具備為現實服務的功能？

　高行健昨天在瑞典斯德歌爾摩領取今年諾貝爾文學獎，不久將以領得的獎金在巴黎換一個更為寬敞的畫室，繼續「以繪畫養寫作」的創作生涯。但是他十月十二日獲獎今後發表的言論，以及領獎之前發表的演說，餘波盪漾，在華文寫作圈引發的爭議，或許將蔓延至二十天之後的下一世紀，繼續成為新世紀華文寫作的弔詭話題。

　目前旅居美國普林斯頓的蘇曉康說，他詳讀 高行健的演說詞之後，立刻傳真給住在附近的余英時教授，余教授詳讀之後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

　至於蘇曉康自己，他的第一個看法是：「很驚訝，沒想到高行健可以把文學和政治說得這麼清楚！」

　蘇曉康說，他在網路上也看了一些西方媒體對高行健演說詞的看法：歸納而言，大多認為過於政治。關於這一點，蘇曉康強調說：「高行健如果不是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作家，他就不會發表那樣的演講；近百年來中國的特殊狀況，西方媒體是無法理解的。」

　蘇曉康說，高行健在講詞中強調的「真實是文學的倫理」這句話，最出乎他的意外。他說，以前在北京的文化圈就間接知道高行健的行事、創作風格，以為他只是個「技巧派」，沒想到這次講詞「具有思想史的高度」。他解釋說，「文學救國」或「文學功能」並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而是「五四以來的通病。」他說，中國學代文學「面臨兩次語境的改造」，一次是「五四語境」，以梁啟超、魯迅為代表倡導的文學救國救民、現實功能問題，另一次是「延安語境」，以毛澤東延安文學講話為宗，強調作家要歌頌工農兵、小人物；「丁玲甚至提出『黨管作家』這樣的說法！」蘇曉康指出，四人邦之後，高行健與李陀、馮驥才討論小說技巧，提出「中國的文學不是寫什麼的問題，而是怎麼寫的問題。」這樣的口號北島還在大陸時，也曾說過：「中國不缺苦難，缺的是關於苦難的藝術。」在當時的中國大陸， 高行健、北島，都是「具有文學自覺的作家」，而他們不約而同，最後都流亡到了海外。

　至於中共是否造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真空，蘇曉康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舉例說，中共最推崇的作家家老舍，一九四九年之後寫了什麼呢？「到了六○年代，為了配合大躍進，老舍甚至被迫去寫歌頌養豬的快板書了！」

　蘇曉康最後強調說，高行健的演講詞，主要講的是中國大陸，但同在華文寫作圈的香港、台灣，至今也仍未擺脫「五四語境」的影響，仍有不少作家具有社會功能的創作意識。

　相對於世紀末日漸流行的「私文學」寫作，「五四語境」，文學現實功能，是否會在下一世紀面臨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