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0.07.24 　

四名工人 你和我

羅如蘭　

我們看不清楚他們因為恐懼而扭曲的臉上有多少皺紋，也看不清楚四雙緊握的手，有多少因為一生勞動而累積的厚繭。但是我們看見他們在死神前面瑟縮的身體，向有希望和人群的岸邊，傾斜出一種極不自然的扭曲角度。然後，我們看見他們跌落灰色的滾滾泥漿中。載著四條生命的河流，嗚咽和悲鳴西行而去。

　透過無遠弗屆的電子傳播影像，多數台灣人在一個黑色星期天，共同參與了四名工人在八掌溪的死亡儀式，並勾起九二一震災以後，逐漸沉入記憶底層的社會集體傷痛。對此刻的台灣人而言，四名工人不止是工人而已。

　他們像舊傷上的新創，引起人們對公權力極度不信任的共同情緒，無可避免的尖銳刺向政府部門。它其實無關乎哪一個政黨執政，也無涉政治，而是發自內心對生存環境的不安全感，和反射性的自救與防衛。對生而被統治的人而言，最卑微的願望不就是冀求一個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的權利嗎？

　八掌溪四名工人命案，因此可能對一個立志圖新的政府構成殺傷力：不在於在野黨或反對派人士的泛政治化批評，而在於另一個社會集體心理失落的引爆。

　尤其當我們在電視台的每個整點新聞，看見四名工人生命消失的同一時間，正副總統忙著參加其他活動，一位說密使和尹清楓命案；另一位大談「一個中國不是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離八掌溪最近，他正在南投聽取震災中心的土石流報告。同一時間的ＮＨＫ新聞，則正在播出救難人員如何在一個懸崖上救出一隻受困兩周的狗的新聞。

　人們未獲共鳴的不滿情緒就像八掌溪水，差一點於總統在事發二十小時後才發布的震怒新聞稿之前，氾濫滿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