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調已變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現在已開始收復一部分失地，重新出發。對於人文、社會現象，很少研究者還致力於追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五、六十年代美國「現代化理論」風行一時，那是假定所有「傳統」社會最後都會曲曲折折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一理論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經驗觀察，不能一筆抹殺。但作為一種普遍模式來看，它的基本預設－-社會發展具有普遍的規律和階段─-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會研究的基調已變。去到每一個國家，我們不能以主流文化來淹沒或壓制少數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祇是許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領域中，人類學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識」(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學家的「普遍性知識」。以前服膺「現代化理論」的政治學家，今天也以「文明的衝突」代替以前的「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無論是一個社會內的少數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須從其內在的脈絡中去求瞭解。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預設，其中涉及許多理論上與方法論上的複雜問題，但這裡只好存而不論。

　我特別指出這一新動向，是因為它為中國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發的契機。這裡我暫且將「中國人文研究」局限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文明範圍之內，相當於「五四」時期所謂的「國故」。我立此範圍以自限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國故」是我自己的研究專業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國故」，是一個重要的運動，可惜四十年代以後因戰亂而中斷。以客觀條件說，這應該是中國學人最能有貢獻的領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國故」與中國人文研究之間劃上等號，甚至也不認為前者必然構成後者的最重要的內容。讀者幸勿誤會。

　當年胡適提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事實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學科分類系統，全面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科學方法」四字的提出則表示這一運動在觀念上將西方「科學的史學」搬到中國來了。但這祇是運動的口號而已。在實踐中，由於那一代的人文學者都出身於舊學訓練，或繼承清代經史考證，或偏好宋、明理學，或沉潛於晚清復興的佛學，他們的專門論著大體都能顯出對古書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運用了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地方實在微乎其微。他們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夠形成一個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舊學根柢有莫大關係。

　但「五四」以來，不少學人在自覺層面往往為西方理論與方法所鎮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心理對於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種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任何一門都是異說競出，莫衷一是。這正應驗了《易經》所謂「群龍無首」之象，西方學者則引《舊約》所謂「以色列已沒有國王」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論根據，研究中國人文傳統的人，自然再也沒有「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預設之下，研究者承認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獨立的主體，首先必須各就其內在脈絡進行深入的瞭解。（這是人類學者所謂"in its ownterms"。）但這絕不是說，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說自話」，不必與其他文明互相比較與參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國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開放。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對於同一類事象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現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這和以西方流行的現成理論當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胡適在「五四」時期曾揭櫫「輸入學理」的口號，然而他同時卻要求我們「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這句話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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