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重視量化史學

八○年代後，逐漸冷淡
　
　先從我比較熟悉的史學說起，由於對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瞭解，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英、美、法）史學主流便是要把它變成一種「科學」（即所謂「科學的史學」，Scientific History）。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流派多不勝數，但其中最有勢力的幾乎都企圖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把史學化為「科學」。

　馬克思派的歷史「規律」說固不必說，法國年鑑派的「長期」結構或系統也是儘量要使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減少距離，因而可以接受「科學的處理」。二十世紀初葉美國「新史學」繼「科學史學」之後，其目的仍然是為了擴大史學的「科學化」，不過不是直接與自然科學接軌，而是與社會科學合流，而社會科學當然奉自然科學為最高的知識典範。這一潮流在美繼長增高，至五十、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極。

　在這一風氣下所取得的最大創獲，則在美國經濟史方面。佛格爾（Robert W. Fogel）與諾爾思（Douglass C.North）等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運用經濟計量的方法，通過電腦對龐大統計數字的處理，研究了美國史上的經濟成長、鐵路建造、以及奴隸制度等多方面問題，得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結論。但嚴格地說，這項成就已屬於經濟學，而不是史學。所以他們在幾年前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獎。

　儘管如此，美國一般史學家對於他們的結論還是頗多持疑。佛格爾關於南方黑奴是奴隸制度的受益者之說，便引起了巨大的爭論。量化史學在六十年代極受重視，社會史（如家庭關係）、政治史（如投票行為）都曾予以援用。但時間久了，大家發現統計數字的解釋甚難確定，這樣的「科學的史學」還是無法達到自然科學關於建立規律、精確、預言或預測等等的需求。

　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對它的熱烈期望終於逐漸冷淡了。這裡我必須補充一句，二十世紀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學列入「人文」的範疇，因為史學究屬「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個爭辯不休的問題。五十年代以後美國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歐陸「精神科學」傳說的影響，特別是柯林烏（R. G. Collingwood）的啟發，也開始重視「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觀作用。這條途徑終於引出了今天所謂「詮釋學」的流行。但整體觀察，追求各式各樣的「科學化」則一直是史學的主流。

新批評以分析技術為工具；與史、哲學同步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