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運動興起

人文、社科均受衝擊

　如果以上的觀察大致不錯，那麼「新批評」的文學研究恰好與同時的史學、哲學採取了同一步調；科學的示範作用在此是無可否認的。「新批評」的權威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中期，接著便是盡人皆知的「解構」運動的爆發，最後發展到根本否定西方「經典」的地步。這一猛烈的思潮並不限於文學領域，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無處不受到它的衝擊。這個大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內，我現在想指出的是它與科學典範的關聯。保羅．德曼（Paul de Man）在六十年代的後期所寫《美國新批評中的形式與意向》（Form and Intent 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發難的文字之一。這時他還不是解構論者，僅僅引用歐陸的詮釋學傳統以質疑文本的「客觀」地位。他認為新批評的錯誤在於將「文學對象」（Literary Object）混同於「自然對象」（Natural Object）。

　如果到此止步，我們似乎可以說，這是人文研究開始擺脫科學典範的籠罩。但是到解構論上場時，德里達（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學觀點則顯然流露出科學的影響。解構論把文本看作「場」（Field），並且說其中流動著「力」（Force）、「能」（Energy）與互相衝突的成分。這些「力」、「能」所發揮的功能是在無目的活動中顯出其目的性。（見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頁一三八）不但名詞借自物理學，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現象。這個疑團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書中終於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場」的概念來建立一個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現象。

　他從新物理--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中吸收了若干觀念，組成一套顛覆人文傳統的理論。所以他的「知識考古學」與新物理在思惟結構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如以變動為系列的「斷裂」而非連續，如反對知識論上主客對立、如否認離開人的觀察過程而能認識客觀的實在、如以或然率與不確定原則代替因果律與決定論等等。總之，新物理學怎樣向古典物理學挑戰，「知識考古學」便怎樣向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挑戰。量子力學動搖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這是愛因斯坦始終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識考古學」也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詳見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學入人文研究的領域並不自福科始，早在五十年代中葉法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暢論物理學與文學的關係。他明白指出：最能有助於當代文學的理解者，除現代電影手法外，便是物理學；但非牛頓的古典物理，而是現代新物理。德里達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無他物」；他又強調文本意義不能確定，因人而異。這樣看來，前引解構論把文本界定為「場」便毫不足異了。解構論不過是現代主義的一個面向，而後現代主義今天正在衝擊著人文研究的每一部門。所以我認有必要指出它與物理學的一段淵源。如果把後現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麼我們便可以毫不遲疑地斷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掉奉科學知識為典範的基本心態。

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