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雙語，有的單語

　新港文書絕大多數都是單語的，也就是只以西拉雅語寫成。但也有少數是雙語的，即同時有西拉雅文和中文，內容雖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少出入。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1933）曾經收集了101件新港文書，並正式出版，其中只有21件是雙語的。近幾年來，國內外學者陸續收集，目前已累積到150多件，加上已知而尚未公開的，總共約有180件之多，其中也有少數幾件是雙語的。雙語的文書都寫在同一張紙上，大都是分左右（或上下）來寫，中文在右，西拉雅文在左（或下方），或者西拉雅文在上，中文在下。單語的西拉雅文則都是由左至右書寫。契約的末尾有立約人的姓名和畫押，有的契約上還蓋了土目的印章，且有立約的年月（用清朝年號）。

　目前台灣正有一批學者，在進行一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新港文書研究」，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全面收集和考訂目前可見的新港文書。另一個目的，則是進行新港文書內容的解讀，逐詞的翻譯和整篇的意譯。前項工作還算順利，但後一項工作就難免碰到一些瓶頸。除了村上所收的101件之外，新收的約50件新港文書，美國密西根大學收藏的16件，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收藏的5件（已見於村上），南山大學收藏的小川尚義所收的2件，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9件，台史所的19件，台灣文獻館1件，台大人類學系1件，徐瀛洲私人收藏的2件，黃天橫私人收藏的1件。希望今後還可以陸續收到更多，才能掌握更全面的現象。

　新港文書最早的一件寫於康熙2年（1663），最晚的一件是嘉慶23年（1818），地點遍布嘉南平原和高屏地區的各社。有趣的是，自從荷治時期（1624-1662）荷蘭傳教士教了西拉雅人以羅馬字母書寫他們自己的母語以後，許多契約文書都以西拉雅文來書寫。這個傳統，在荷蘭人離開台灣之後，又延續了至少一個半世紀之久（1663-1818）。到了十九世紀上半（大約1830左右）西拉雅語消失了，這個書寫系統也就斷絕了。這些契約文書資料兼有語言學、歷史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參考價值。例如，我們可以藉他們來考訂西拉雅語消失的年代，西拉雅人的姓名制，西拉雅是母系社會（多由女性出面訂約），西拉雅人當時的家庭經濟狀況等等。此外，我們也要試圖從各社的契約文書文字上的差異，理出各地方言上的差異。

　學界現在進行的工作有這幾項：

1. 轉寫（transcribe）這些手寫的書寫體為印刷體字母，因為有些字母很不容易辨認清楚。

2.嘗試逐詞翻譯，包括實詞與虛詞。

3.決定詞界，有些語詞的書寫方式是幾乎每個音節都分開來寫，得要連起來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個別語詞，更進一步還要決定到哪裡才是完整的句子，才能解讀。

4.嘗試解讀各件文書的內容。最大的困難是今日已沒有人會說西拉雅語了，無法得到發音人的協助而得到較完整的解讀。唯一的途徑就是，我們一方面借助於荷蘭時代相關的語文資料，以及村上直次郎（1933）所著書中所錄的新港文書的文字和內容，另一方面也要借助於小川尚義（未發表稿件）當年對該書中各種契約文書所做的整理工作，並得參考近幾年國外學者對西拉雅語法結構的研究報告。

　鑽研西拉雅語的源頭、語法、演變，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是一件沒有物質「效益」的工作；但是尋根溯源、親近歷史、感受先祖的生活與經驗，卻能帶給我們精神上另一種滿足。我們做研究的人有這樣的體認，相信所有具人文關懷的人，也會心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