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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學者葛雷主張：普遍主義式的自由主義無法提供合理秩序的理論基礎，暫訂協議式的自由主義才是未來各個地區、各國政府得以協商互動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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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人權的貢獻與缺失兩面俱呈之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基本人權的訴求──特別是基本人權與文化多元之間的糾葛呢？
許多傳統的自由主義者都主張人權的普遍性必須予以確立，否則憲政秩序、個人自由、法治規範等皆岌岌可危。但是，這種啟蒙運動式的普遍主義論証其實已經越來越有問題。
在多元主義及多元文化現象日益獲得正視的時代裏，訴諸人權普遍性的信仰往往並不能真正解決任何問題，有時甚至只會造成更多棘手的難題。就如同不久前造訪台灣的英國學者葛雷（John
Gray）所言，普遍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其實無法提供合理秩序的理論基礎；過去奠基於基督教一元論思惟所發展出來的西方文明，終究必須放棄其主導性思惟，以與世界各種多采多姿的文明和平共存。因此，著眼於人類和平的「暫訂協議式自由主義」（modus
vivendi liberalism），恐怕才是未來各個地區、各國政府得以協商互動的基礎。在這種「暫訂協議」之中，人們仍然肯定人類彼此之間存在著最起碼的、抽象的是非標準，但是不會以任何一套價值規範（包括現在西方盛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為主流，而是容許諸多文明進行積極的、互動不斷的詮釋。
最後，回到人權與國界的問題。如果我們肯定的是「最起碼的是非標準」，而非洋洋灑灑的人權清單，那麼跨越國界的呼籲與聲援仍然是正當的，但是軍事干預或經濟制裁則不是值得認可的方法。因為我們知道，不只是美國政府這種單邊主義的霸權行為，即使是聯合國出面號召的制裁，也往往有列強政治鬥爭的陰影，而與原先所欲達成的人道目標悖離。有效的人權保障基本上必須委諸各國自身；每個國家內部所醞釀發展的人權運動通常費時較久，但是其基礎卻比較實在。只要持之以恆，終究可以成為捍衛基本人權的堅強力量。這種途徑的好處，漢娜．鄂蘭曾經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及，她說：
「由於我們假定人權乃獨立於一切政府之外，因此將它定義為『不可分離』。但是當一個人失去了政府的保障，而想直接訴諸基本人權時，卻發現沒有一種權威能提供保護，也沒有一個機構願意提供保障。」
從國界之內出發，而不是從國界之外跨入，可能是人們維護自身權益最實在的法門。 |
